随着全球社会企业运动的进展,政府与大型企业正在进入这个市场,但是如果社会企业部门希望寻求规模化,就需要责任、协作与培训。在近期的《卫报》在线讨论中,社会企业专家们探讨了对协作与基础设施的需求,以及政府与大型企业所能发挥的作用。
1. 社会企业不仅在实现自我规模化,更在向外部拓展
英国文化教育协会社会企业全球总监马湄丽(Mairi Mackay)认为,“社会企业通过多种途径,提供了一种跨领域探讨社会价值与影响的切实模式。”规模化并不仅仅局限在个体企业内部,而是推动更广义的不同的行事理念。很多社会企业并非简单地发展自身业务,更在国际舞台分享他们的工作。不过投资社会回报(SROI)网络的首席执行官杰瑞米•尼克斯(Jeremy Nicholls)指出,如何“将对人民的责任置于核心”是一个挑战。
2. 政府部门与国际机构姗姗来迟,但能够发挥巨大的作用
即便保护主义在诸多层面构成威胁,社会企业仍在欧盟、英国文化教育协会、世界经济论坛等国际机构的议事日程中节节攀升。英国内阁办公室社会投资总监克伦•鲍依尔(Kieron Boyle)认为政府能够带来重大变革,因为他们是社会投资的最大“买家”之一。八国集团的各国政府目前正在评估他们如何能在该领域产生影响,这也意味着他们认同社会投资在“应对社会问题、驱动创新和帮助经济增长”方面潜力巨大。
3. 企业越大,就越需要民主责任制
马湄丽(Mairi Mackay)表示,“社会企业的终极目标是解决社会问题,自下而上的模式始终是产生真正影响的关键。”一些合作社组织已经发展到相当的规模,但是随着任何一个企业的成长,都会伴有一种风险,就是它会出现偏离,对其根源不再积极回应。社会证交所IIX的董事总经理罗伯特•克莱比尔(Robert Kraybill)举了Selco的案例:“这家机构下意识做了一个决定,开始在其他地区孵化能够复制其模式的组织,而不再扩大自己的规模。”
4. 社会企业能够改造贫穷国家的社会经济,但个体需要支持
在英国社会企业联盟的首席执行官彼得∙霍尔布鲁克(Peter Holbrook)看来,社区发展能够释放贫困社区的技能,与社会企业结合就能成为非洲的发展利器。他指出,“在贫困社区蕴藏着许多技能,所需的是获取小额资金启动企业的渠道、信心、以及网络或市场准入。”英国文化教育协会正在关注这个问题,而英国政府内阁办公室也成立了1000万英镑的社会孵化器基金,来帮助英国的初创企业成长。
5. 大型企业正在进入这个市场
霍尔布鲁克谈到,“当市场发生改变时,大公司也同样在变。” 虽然许多大型企业并未参与,但也有很多其他企业开始衡量自身的社会影响、在其供应链中与社会企业紧密合作、或者成立社会投资基金。在英国,尊崇社会价值法案的大公司甚至超过了公共部门的服务采购人员。克莱比尔同意“大公司能够成为解决方案的一部分”这种说法,前提是社会企业能够证明这种造福弱势社区的创新模式是可行的。在印度尼西亚,社会证交所IIX就与全球投资公司KKR合作,帮助社会企业做好投资预备。
6. 社会企业领袖不一定具备传统商业背景
虽然社会企业的运营者们经常充满创意,他们中的许多人其实并不具备MBA学位,对筹集资本投资也缺乏必要的了解。克莱比尔的解决方案有两层:引入更多传统商业领域的人才,以及增加社会企业获取所需专业知识的渠道。“有很多可以带入的资源,也有很多愿意提供帮助的公司。”
7. 在跨领域跨地域协作方面存在真实的需求与渴望
霍尔布鲁克表示,“需要从政府、私人部门、企业家、慈善家和NGO那里招募社会企业的支持者,为社会企业树立社会经济的案例。让英国文化教育协会邀请穆罕默德∙尤努斯来启发灵感!” 马湄丽也认同 “ 协作是成功的关键。” 需要有一些创新的基础设施,使社会企业家能够在国际层面相互学习。
8. 资助方的支持依然必要
克莱比尔认为,虽然社会企业非常强调追求可持续性,资助方依然需要在这个市场中去改善支持能力培训。孵化器、加速和培训项目以及技术支援都能够帮助社会企业吸引私人投资。
9. 大规模社会影响力投资进展缓慢且障碍重重
经济历史、治理、缺乏透明度以及法律因素都在放缓大规模社会影响力投资的潜力。鲍依尔认为,“政府需要以截然不同的方式思考国家层面如何应对问题,哪些问题代价最昂贵,怎样去规划治理。” 克莱比尔指出,创造可提供市场回报率且以机构形式运作的社会投资,相对个体投资者而言,在面对社会影响时更不容易忽视这点。
10. 需要更好的基础设施来支持社会企业部门
鲍依尔强调,“虽然当下全球的社会企业运动热火朝天,在规模化的同时需要避免丧失社会影响。既要寻求业务增长,也需要发展基础设施与责任机制。”
来源:英国《卫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