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的社会企业“众生相”

总有市场满足不了的社会需求，政府也常有照顾不到的弱势群体。社会中很多非优势群体的需求是无法通过商业市场提供的产品或服务来满足的，例如残疾人的就业问题，就很难通过商业市场来解决；而政府的力量又是有限的，很难为所有人提供保障，那些处于社会边缘的非优势群体则经常被忽视。社会企业的出现，便在市场和政府双重失灵的情况下，使保障这些人的福祉成为了可能。这便是广为接受的“政府/市场失灵理论”（state/market failure theory），被视为社会企业出现的原因。

在欧洲，一些社区成员会自发组织并运作企业，其运营的目的不是为了赚取更多的利润，而是为了向社区内的残疾人以及其他非优势群体提供就业岗位，保障他们的基本生活。在中国，残友集团便是这样一类经典的社会企业案例。残友集团是一家高科技社会企业，电脑自动化办公的普及，使一部分残疾人可以克服行动不便的弱势，发挥其超过健全人的耐力和定力的优势，公司为残疾人提供了非常适合的岗位，不仅解决了就业问题，还创造了巨大的价值。通过公益基金会作为集团的控股主体，保证了集团所创造的利润能够为社会所用，而不像商业企业那样，创造的利润由股东分红。但需要注意的是，企业人员成本过高、人员绩效管理等问题，成了残友集团继续发展所面临的挑战。

一些非营利组织（NPO）为了多元化自己的经济来源，降低单纯依靠慈善捐款的风险，也纷纷谋求转型社会企业。社会企业“自我造血”的商业模式，不仅减小了NPO依赖单一捐赠人的风险，还增强了追求自身使命的自主性，由此成为了NPO纷纷转型的目标。这便是“资源依赖理论”（resource dependence theory）认为社会企业出现的原因。

社会企业的概念最初之所以能够快速风靡中国的NPO领域，并不是因为它的“商业手段”和“社会目标”，而是其“自我造血”的商业模式，为一“筹”莫展的中国NPO们描绘了美好图景——再也不用为筹资大伤脑筋了，有了社会企业，可以自己挣钱干想干的事情。

抱着实用主义的态度转型社会企业的现象，从侧面反映了中国草根公益组织发展的困境和最迫切的需求。中国本土的公益捐赠市场呈现的是寡头垄断的局面，大部分的捐款流向了少数体制内的公益组织，例如红十字会和慈善总会。大量的有活力的草根公益组织过着非常清贫的日子，不少组织常年依靠境外基金会的资助才得以开展活动，领域内戏称“喝洋奶”。僧多粥少的情况下，“喝洋奶”本来就很难，即便喝上了，还得面临非常复杂的监管环境——毕竟依赖境外资金总是容易引发各种猜测。最近一些境外资金们也觉得，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应该不差钱，于是纷纷消减对中国的预算。眼看连洋奶都要断了的中国NPO们急了，这个时候“社会企业”来了。

但抱着实用主义态度“转型”社会企业的NPO很难获得成功，因为“社会企业”并不等同于“卖商品”，它意味着一套完整的可盈利的运作模式。

这里需要区分两个即使很多专业人士和书籍都经常混淆的概念：“盈利”和“营利”。前者指“盈亏”，后者指“分红”。“非营利组织”之所以不是“非盈利组织”，是因为这类组织产生的利润（盈利）不可以用于分红（营利），而并非指这类组织不能盈利。

社会企业通过提供可供交易的产品（可以是实物或服务），形成盈利模式。很多组织在创立之初确定工作内容的时候，就注定了在没有业务创新的前提下，很难形成这样的产品，例如从事乡村支教的公益组织。一些成熟的社会企业，其工作内容本身就围绕盈利模式展开。例如，以销售灾区妇女的羌绣产品，同时帮扶她们就业的“一针一线”，就是颇为成熟的案例。

以建立盈利模式为目的“形成产品”和单纯的“卖产品”相去甚远。很多NPO尝试在淘宝上开店卖一些与机构业务并无太大关系的商品，例如机构的各色纪念品，以增加收入来源；淘宝也推出了针对公益机构的诸多优惠措施，推波助澜。但是，大量“公益商店”商品的成交量低迷，无法形成盈利；少数收入可观的公益组织，本来影响力就很大，而且主要收入并不是依靠商品交易，而是传统的捐赠——淘宝商店只是另一个捐款渠道而已。这些尝试都不能称为“转型社会企业”。

Vincent作为欣耕工坊的负责人，也是中国较早的一批社会企业家。对于怎样支持社会企业发展，他的态度也非常纠结。

社会企业由于更加注重社会效益，其资本回报的时间相对商业企业长很多，因此初期发展会非常艰难。欣耕工坊目前已经为新项目（农产品深加工）投入了几十万，对于一个在资本积累方面毫无优势的社会企业来说，这样的项目投资是非常艰难的。“如果政府可以为我们提供无息贷款或者税收优惠，我们的生存和效益情况会好很多。”Vincent说道。

但与此同时，Vincent认为政府目前如果出台政策优惠的话，很可能会面临风险：“因为社会企业的概念不明确，一些商业公司可能会乘虚而入，进而损害本来就饱受争议的、初生的社会企业。”

中国的社会企业家们正面临着两难的境地：政策优惠的需求是迫切的，但时机是不成熟的。不过好现象是，随着媒体和公众的宣传，地方政府开始逐渐接受和理解社会企业这样的概念，并在实际工作中给予社会企业更多的便利和支持。